尽我所能

大年初一的五个馒头
　　八岁那年，因为一部《少林寺》的电影，我执意去了少林寺学武术，最大的梦想是拍电影。六年以后，我十四岁，是个会打拳、练醉剑，身子骨结实的少年了。那年底我决定去北京实现我的电影梦。
　　1999年的三月，当我终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的时候，我努力张望了一会儿，想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明星，但可惜一个像明星模样的人都没有见到。门口倒是聚集了好多人，一小堆一小堆，都蹲在门口。
　　我找了一个看上去面善的人，蹲下，怯生生地问他：“大哥，你们在做什么?”
　　他瞥了我一眼：“等活儿。”
　　“什么叫等活儿啊?”
　　“等活儿你都不知道?你干什么的呀?”
　　我被他质问得心底有点虚，嗑嗑巴巴地告诉他，我刚从少林寺出来，想拍电影。
　　他看了看我：“认识人吗?”
　　“什么人都不认识。”
　　他不耐烦了：“瞧你那呆样子，一边蹲着去吧。有时候，有些剧组会需要群众演员，就会来门口找。你就撞大运吧。”
　　我高兴地应了一声，找块空地儿蹲着去了。
　　一小时过去了，没有他说的挑群众演员的导演出来；两小时过去了，也没有。天很快要黑了，那个叫我一边蹲着去的大哥站起身来，跟几个人走了。
　　我有点慌：“大哥。你们怎么都走了呢?”
　　“哦，今天不会有了，走吧。”
　　第一天的等活我一无所获。
　　第二天蹲门口等活的时候认识了几个人，问他们住哪儿，他们说在北沙滩。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，我想找一个房子，他们说可以过来一起合租，房租平摊。我算了一下，六个人，一个人就二十块钱。
　　我决定搬过去。下午跟他们一块回去看房子，北沙滩一个煤厂旁边的一个瓦房。房子很旧了，墙皮都掉下来了。就这么着，我认识了老大、老二、四儿、老五和六子。中间那个小三，就是我。他们是我来北京认识的第一批朋友。
　　虽然房子破旧，但我很高兴，因为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。从此以后，我可以说，我在北京有家了。
　　我们六个，为了及时接到戏，合买了一只二手寻呼机。那时呼机已经显示出衰败的迹象，但即使如此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那价钱依然很贵。
　　其实，寻呼机响起的机会也不太多。那时候，为了省钱，我们六个人，凑钱买了一麻袋土豆。每天晚上回去，我们就围在一起吃土豆：烤土豆、煮土豆，切片，切块，各种方式，我们都想遍了。除了盐，什么佐料都舍不得买。吃到后来，彼此都觉得对方身上一股土豆味儿。
　　在北影门口蹲了半个月，那天，我照例去得很早，照例在有人出来叫“有活儿”时一跃而出，照例做好了“不是我”的心理准备。然而没想到，我入选了。
　　我愣愣地看着那个选角色的人的嘴巴，别人都跟着他走了，我还愣在原地。有人推了我一把：“发什么呆啊，还不快走!”
　　我跟在那个人身后，终于，走进了北影厂的大门。
　　我要演的这部戏，是一部清朝戏。我穿上领来的衣服，是一套清代的裤褂，戴上长辫子头套，朝镜子里一看，还挺像回事儿。 　　        我小心地问那个把我招来的人：“演什么，怎么演啊?”
　　那人瞪了我一眼：“别人做什么，你跟着做就是了。”
　　有个戴着帽子的人站在一个高点儿的台阶上，举起大喇叭向我们布置任务：“这是一条街，街上什么都有，你们就是来逛街的人。”
　　然后我拿到了我的任务：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，好，结束。
　　就这样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次演出，全过程大概有个十五秒钟。
　　没有戏演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住一块的伙伴们到一个建筑队干活。说好一个月一百块钱，管吃管住。
　　可那天在洗手间擦玻璃的时候，是踩着洗脸池子上去的。那个洗脸池子是瓷做的，没安结实，哗地一下就掉下来了。工头过来一看，当时脸就黑了。
　　月底一结账，把我的钱全扣了，我一分钱也没有了。
　　大年初一那天，从早起就没吃饭，到晚上十二点都没吃饭，饿得实在不行了，去邻居家敲门，他是卖馒头的，我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，先赊着账，那时候身上没钱，五个馒头一块钱呢。
　　打电话到家，爸给寄了三百块钱、一件冬天的衣服，还有一封信。
　　父亲在信里说，“都怪自己没有本事，没有照顾好你。三百块钱不多，你要省着点花。我们也知道你在外边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。也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花钱一定要省着点。”
　　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那么伤心。这一天，我想了很多，我暗自发誓，《少林寺》中有一段台词我至今印象深刻，主持为李连杰剃度，连问几个：“汝今能持否?”
　　“尽形寿，不杀生，汝今能持否?”
　　“尽形寿，不淫欲，汝今能持否?”
　　“尽形寿，不偷盗，汝今能持否?”
　　“尽形寿，不饮酒，汝今能持否?”
　　在没有退路的时候，我也问自己：“能持否?”
　　 
第一百零一次机会
　　
　　后来通过一个少林寺师兄的介绍，我认识了一个做武行的“穴头”。
　　我得到的第一份武行的工作，是在一部叫做《巴士警探》的电影里，做男主角的替身。
　　作为替身，我的任务是不断地爬上一架高高的防火梯，然后从梯子上摔下来。不断地摔，一直摔到导演说“0K”为止。
　　那架梯子大概有两米多高，下面就是水泥地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。我穿上男主角的衣服，爬上梯子，看着下面灰白色的水泥地，腿直打晃。
　　那一头，导演已经叫了“开始”。
　　我一闭眼，直直地摔了下去。掉下去的过程中，我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了“啊——”的惨叫声。
　　“砰”的一声，我听见自己摔在了地下，像一只破掉的洋娃娃一样，四肢散落在身体旁边，似乎完全没有联系。我的脑袋嗡嗡地响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　　“重来!”
　　几个人跑过来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。
　　又一次，这次，我没敢叫出声。默默地听着自己的身体像沙包一样，“砰”地掉在地上。
　　接着，又一次。
　　像是几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，我听见导演叫“OK”。我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根本觉不出疼。虽然手肘上的血已经把袖子都洇湿了。
　　一个老武行过来把我拉到一边：“你傻啊，怎么是真摔?人家有经验的人，哪有你这么直戳戳把身体往地上扔的?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。”
　　我朝他笑笑，脑子里已经嗡声一片。
　　这一天，我拿到了五十块钱。
　　第二天，还是往地上摔，不过不是从梯子上了。我要被人扣住手腕，然后被扔到地上。我还是不知道，什么叫做“假摔”。这次摔完，眼眶乌青，一边脸颊上高高地肿了起来。
　　收工时，副导演朝我走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演的不错，很真实。”
　　第三天没有戏，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动弹不得。麻木恢复过来后，每一个骨节都疼得像碎了一样，似乎有成千上万只小蚂蚁在噬咬着每寸肌肉，每条韧带。我觉得自己的胳膊、腿都粗大了一大圈。
　　歇了一个礼拜，我又上戏了。
　　从那部电影开始，许多穴头都知道了，有个替身叫王宝强，不怕死，别人假摔，他真摔。所以，我的活儿也就多了起来。我捡到了一个铁皮的饼干筒，把每次挣到的钱，除了必要的花销以外，都存在那饼干筒里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看饼干筒的钱，一天一天多起来。钱到我手里时，都皱皱巴巴的，我就一张一张地展平，再虔诚地把它们在饼干筒里安置好，像给它们安置一个家。
　　在北京的大半年过去，我的室友们，各自的境况也发生了变化。做场工的几个哥们儿，有一个扛不住家里人的压力，回了老家。剩下的，也都有了稳定的关系。他们准备搬到北影厂附近去住。
　　就这样，我们告别了北沙滩。
　　我把家搬到了腾飞影视基地附近，在这间房子里，我迎来了2000年。
　　2000年，我的运气似乎变差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接到的活儿少了许多。更糟的是，这里虽然离影视基地近了，但人也多了，报酬不但没提升，反而有降低的趋势。最少的时候，我拿到手的只有七元钱。
　　饼干筒里的钱，一天天在少下去。
　　为了挣钱，我跟着同住的人去工地干活儿。
　　建筑工地上，帆布大帐篷一搭，几个工友就是一个家。
　　我在工地上，挣的钱不多。我个子小，不到十六岁，不能算一个工，只能算半个工，二十五块，包吃不包住。我没有技术，做的也只能是只需要力气的最低级的粗活，搬砖、抬木头，偶尔能给人打下手刷墙。
　　我的工友们都觉得我是个怪物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要去洗照片，一洗就是几十张，有时候甚至是上百张。一个每天只挣二十五元的建筑工、清洁工，花大笔钱去洗照片，这不是疯了是什么?
　　我诚实地交代，我那些照片，是送给大大小小的穴头、副导演看的。
　　“你送那么多，他们看得到吗?没准路上就给你扔了。”他们逗我。
　　“那也没准，第一百张看不到，第一百零一张就看得到呢。”我说。
　　
2002年的傻根儿
　　
　　2002年冯小刚找到我，是因为他相信我是儿。冯小刚说，他对很多人描述过这样的一个傻根儿。“他应该很单纯，天真，孩子气，让人一看就有保护的欲望，但他不是个傻瓜。”可惜，那些人都不能让他满意。
　　正在那时候，《盲井》在台湾得了奖。有人推荐冯小刚看这部电影，他却注意到了我演的“风鸣”。
　　他对我说，他在“风鸣”身上找到了那种他要的质朴和温暖。
　　第一次去导演工作室，感觉就像去皇宫一样，心怦怦乱跳，特别紧张。“我特别喜欢你的电影，像《甲方乙方》《不见不散》。”我说得语无伦次。冯小刚导演特别客气，让我坐下聊。他问我：“宝强会喝酒吗?”
　　我说：“没喝过。”他就给我倒了一杯红酒，那是我第一次喝红酒。也不知道怎么喝，站起来一口就闷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味。冯导就笑着说，不能一下子都喝了，喝一点。我觉得导演真的很好，他后来就跟我聊了聊家里的情况。
　　冯导说有个戏，这个角色挺适合你，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合作拍一部电影。我心里特高兴，特激动。冯导说这个戏要拍三个月，有问题吗?我说没有。可是我不懂表演。
　　“没关系。我要的是你身上本来的那种特点，你学会了表演，也许就丢了。”他说。
　　“对了。”他又说，“去掉那种‘弱’，傻根儿和风鸣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是傻根儿没有那么弱，也没那么怯。傻根儿是相信自己的人，怎样也不会‘弱’。”
　　不管怎样，我是傻根儿了。
　　2003年4月，《天下无贼》剧组大队人马进驻夏河。在当地，无疑是那一年度最轰动的娱乐事件。
　　第一次见刘德华、刘若英是在拉卜楞寺开机前一两天，我看见他们兴奋得说话直哆嗦。
　　因为有了刘德华和刘若英，每一场戏的拍摄，几乎都有大量群众围观。夏河县以及附近的居民，为了看一眼“活”的刘德华，每天都守在他住的尼玛度假村，到后来，“见刘德华了吗?”变成了村里人每天见面的问候语。
　　刘若英喜欢逛街，看有藏族特色的小店，便在街上吃当地特产凉皮。但是夏河县太小，只有一条街，自然频频碰到热情的影迷，于是，刘若英逛街时，身边也会跟着一大群影迷。他们通常不说话、不吵她，就是跟着，看她买什么，做什么，看得刘若英几乎走成顺手顺脚。
　　我想起当年在少林寺，我向往地问师兄：“出名是什么滋味?”师兄看着山下的人流说：“可能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自由了。”
　　据说在西方，有这样的传说：魔鬼会给你一切人世间最诱惑人的东西：成功、美女、豪宅；但同时，他会拿走你的灵魂。
　　也许，这也是一种交换：得到明星的光环，一举一动都处于他人的注目之下；但同时，你也失去了做一个普通人的乐趣。
　　拍完《天下无贼》那年过年，我回了家。邢台市的电影院门口，贴满了《天下无贼》的海报；南和县城，不久也出现了盗版碟。
　　有一天，父母忽然问我：“听说你在北京和刘德华一起演戏了?”
　　我说：“这件事，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吗?”
　　爸爸、妈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们怎么敢相信啊。”
　　据说，这消息是在市里工作的同乡，看到了海报上我的大头像，回来告诉爸爸、妈妈的。爸爸、妈妈专门坐了小巴，到那家电影院门口，看了又看，差一点就要拉着路人说：“这个傻根儿，是我儿子啊。”从前，他们只知道，有资格贴在那里的，都是有名气、有本事的人。现在，他们的儿子，也被贴上去了。
　　后来，妈妈说，从邢台回家的路上，两个老人家依靠在一起，忽然就没了话说。